近日在安徽亳州终审宣判的特大制售假药案，有３９名被告人被判刑，查获假抗菌消炎药、流感疫苗、人用狂犬疫苗、中成药等３６种１７万余盒、针剂２６８９０多支。虽然特大制售假药网络基本被摧毁，但案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触目惊心。

　　猖狂造假：民房里批量产出“名牌药品”

　　根据药品管理法规定，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组织生产，必须有药监部门认证资质，对企业人员、生产环境、原料、检验工艺等都有严格规定。但是，对于一些假药犯罪团伙而言，这些要求都成了一纸空文，其造假手法的粗劣随意，成本的低廉，到了猖狂地步。

　　被告人王军生在郑州市租了间民房，便批量生产抗菌消炎药“阿莫西林”：把淀粉、水等混合，掺匀、晾干，再用胶囊灌装机把晾好的粉末装入胶囊中，然后用包装机把胶囊压板，最后进行包装。整盒整箱的“阿莫西林”，就这样被生产了出来。被仿冒的厂家有上海新亚、山东鲁抗、哈药三精、哈药总厂等多个知名品牌。被警方查获时，这个民房内还有价值５０多万元仿冒的阿莫西林尚未售出。

　　安徽太和县农民李超群生产“感冒疫苗”的方法同样简单：以生理盐水为原料，用连体注射器把三四滴盐水注入小的玻璃瓶，按上瓶塞、套上铝盖，再用封盖机把铝盖封紧，然后贴上某品牌的“流感病毒裂解疫苗”标贴，随后装入小包装盒，疫苗就这样被批量生产了出来。

　　安徽省省立儿童医院副院长黄河说，药品用于治病救人，是一种特殊商品。使用没有药效的假药，轻者会贻误治疗，掩盖病症，后果严重的会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。尤其是类似狂犬病疫苗类的药品，这类疾病时效性较强，死亡率很高，用了假药对生命安全威胁极大。

　　产销一条龙：农村、城乡接合部沦为假药重灾区

　　透视这一案件，窝点造假、专人营销、终端销售等环环相扣，制售假药网络中的利益链十分清晰。不法分子以低廉成本生产假药，再用互联网散发“低价供药”信息，或者利用会议搜集医药界人士的手机号码，用短信群发“低价供药”定向营销，让贪图暴利的药商或者医生闻利而动。就此形成了涉及１２个省３５个市县的假药销售网络。

　　据安徽亳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汪民支队长介绍，假药从河南郑州市、安徽界首市、太和县、亳州市谯城区等5个造假窝点生产出来，一部分直接流向与造假者有联系的药房，更多的则是被张家兄弟购得。“假药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，不法分子明知道自己买卖的是假药，仍然为了暴利，铤而走险。”至案发，张占、张光亮、张中强销售假药金额为６７万多元。

　　在１２个省３５个市县的下线中，有经营药房的个体老板，也有医药公司的职工，还有的是村卫生室医生。假药通过这些作为销售终端的药房和医生，流入市场，被毫不知情的患者购买。

　　据多名参与假药案侦破的民警调查发现，农村、城乡接合部沦为假药重灾区。比如山东邹城市人高发奎多次从张光亮处以８００元／箱购买阿莫西林，并以１０００元／箱的价格销售给邹城市周边的各乡镇；山东巨野县人褚福华从张占处购买假药某品牌阿莫西林４箱，以每盒４元－４.５元的价格销售给当地农村药店、诊所。

　　“假药极少有在城市药房销售的，因为城市药房在药物清单、发票、进货渠道等方面受到的监督比较严格。”民警胡大伟说,农村地区地域广阔，诊所、药房多而分散，药监部门的触角无法一一顾及，这是农村成为假药倾销地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未完的问号：打击制假药亟待堵漏

　　据警方介绍，这是安徽省公安机关近年来破获的生产、销售假药案件中捣毁窝点最多、查获假药数量最大、品种最多的一起案件。但有关人士认为，打击制贩假药依然亟待堵漏。

　　一些线索未能得到彻查。比如被告人马杰多次以每瓶１８元的价格，从长沙高桥批发市场购买假冒的“上生”牌人血白蛋白，再以每瓶４６０元卖给长沙县人民医院、以１５０元卖给长沙县石子村卫生室。“因涉及异地办案，如果深挖，或许能查出一个假冒人血白蛋白的犯罪网络及窝点。”汪民说。

　　大量假药包装渠道来源不明。据药监部门介绍，造假药的窝点虽然已经捣毁了，但私自生产药品的外包装的来源以及网络依然存在。在查获的假药制售案中，药监人员发现装有药品的包装非常逼真，仅靠外观很难鉴别真伪，购买者很容易上当。经合法企业专业人员辨别，这些包装材料都不是合法企业生产的。

　　物流业的不规范行为有待完善。安徽亳州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，物流业发达带来了便利，但一些不规范现象使得不法分子有机可乘。犯罪分子发送假药时，货品名称填写“洗衣粉”、“日用品”等内容，收货人写上“老王”、“老赵”等代称，附上个手机号码，而物流公司发货前对信息真伪都不检查，无意中为犯罪分子开了方便之门。

　　制售假药入罪量刑较轻。很多不法分子都是累犯，有的在缓刑期或取保候审期间仍继续卖假药。办案人员说：“假药犯罪分子屡教不改，主因是利润大风险小。制售假药入罪量刑比较轻，很多犯罪分子都是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缓刑。”